论民初宋教仁的共和建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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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德华

摘要:民国建立后,宋教仁因应时势变化,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共和建设思想。他认识到革命必以建设为目的,以民主化和现代化为指向精心勾勒了“建设良政治”的宏伟蓝图;面对民初乱象,勇担共和建设之责,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使命。对共和建设如何下手,提出了以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政党为国家政治之中心势力,国会和宪法为共和政体之保障,责任内阁为共和政体之体现的系统见解,其承载的思想内容精彩纷呈,颇有价值。

关键词:民初;宋教仁;共和建设

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在民国生活的时间不长(1913年3月被刺身亡),其关于共和建设的思想却相当丰富。他以此作为推动国家迅速步入现代化正轨的向导,也作为继续发挥革命党人引领作用的张本,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思想中的政党、议会、内阁制等主张,学界分别多有论述,分歧亦颇为明显。[ 参见迟云飞着:《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第三章“民主宪政思想的形成”、第四章“宋教仁与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比较”,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3—94页;刘泱泱《宋教仁评价论略》,徐凯希《宋教仁与中国近代政党政治》,彭平一《论孙中山和宋教仁关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分歧》,成方晓《宋教仁〈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演说辞〉非历史文献辩》,见谢春开主编:《宋教仁研究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郭汉民、暴宏博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宋教仁卷》“导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若继续探究,将其本具整体性的共和建设思想,从新的视角作一较为系统的分析,或可有助于揭示底蕴,疏通理路,给予恰当评价和消除某些误解。

一、革命与建设

早在民国建立前,宋教仁对革命成功后如何建设共和新国家,就从政治制度等层面作过较多思考。民国建立后,他因应时势变化,迅速将思想重心由革命模式转换为建设模式,对革命事业必须落脚于共和建设和以何者作为共和建设的目标,形成了非常明确的认识。

革命与建设,本非同等概念,前者重在破坏,后者重在培植。宋教仁通过对革命目的的辨析,充分论证两者的内在关联,将它们密不可分地连结在一起。

在此方面,他先是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指出由于尚未搞好建设,革命就还没有达其目的:“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故今而欲察吾国今日为何种政体,未能遽断,或问吾国今日是共和政体否,亦难于猝答也。此其以根基未固,而生此现象。今临时政府期限将满,约法效力亦将变更。至于正式政府成立以后,如能得建设完全共和政体,则吾人目的始可云达到一部分也。”[《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47页。]所谓“种族主义”,是指颠覆清朝,而政治革命,则指建立共和政体。民国刚成立时,宋教仁曾说过“今共和政体定矣”的话,[《社会改良会宣言》,《宋教仁集》(二),第449页。]这是就民国确实已有共和政体的形式而言,但过了一年之后,当他用“真正建设”的标准来衡量,就深感民国的共和还并不够格,只有建成完全的共和政体,才可说达到了“一部分”政治革命的目的。建设对于革命的重要性,由此已界定得相当清楚。

接着,为了强化革命必以建设为目的这一核心理念,他以更宽广的视野,用更确切的语言,对两者关系作了全面的阐释:“吾人曩者大革命之目的何在乎?曰推翻不良之政府,而建设良政治也。今革命之事毕矣,而革命之目的则尚未全达,是何也?……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建设则未尝有也。故民国成立,已届年余,而政治之纷扰,无一定之策画如故也,政治之污秽,无扫荡方法如故也。以若斯之政府,而欲求得良善之政治,既不可能,亦不可望矣。则吾人今日所负责任,当继是进行,以赴吾人大革命最终之目的,努力从事于良政治之建设,而慰国民望治之热心,则所不能辞也。夫犹将倾覆之大厦焉,居者知危象之日着,非补罅捄隙所可将事也,乃共谋破坏之,而为永固之建设,则其目的非仅在破坏之成功,而在永固之建设可知也。及至破坏既完,乃不复殚精竭虑,为永固建设,使第成形式,即为已足,风雨一至,其易倾覆,固无异于曩时也。此苟安之计,非求全之策也。而今日民国之现象,则如是也。故吾人今后之进行,当觉悟于吾人目的之未达,本此现具之雏形,而为一木一石、一椽一栋之选择,坚筑基础,确定本干,则庶几大厦之建设乃完成,而始不违破坏之本意也。”[《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宋教仁集》(二),第579—580页。]

这段话鲜明表达了三个重要论点:一是革命固然需要破坏,但破坏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建设,只有完成“良政治建设”和“永固之建设”,革命才算真正成功;二是民国建设的现状很不如人意,政治依旧“纷扰”“污秽”,政府令人失望,国家前途堪忧;三是革命党人应破除“苟安”心理,自觉明确革命目的,担负建设责任,将还只具“雏形”的民国建成坚固的共和“大厦”。这些见解,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既是对新格局下革命任务的及时调整,又是对背离革命初衷的政治现况的清醒反应,从中可见宋教仁对革命的深刻理解和对“良善之政治”即民主共和的渴求。

正是出于对共和建设这一革命目的高度重视,宋教仁在短短一年多时间中,就应如何建设共和进行了深入细密的思考,所定目标越来越清晰成熟。

起初,他发起组织社会改良会,欲以此会为嚆矢,“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期以保持共和国民之人格,而力求进步,以渐达于大道为公之盛”,使国民渐具“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而无所谓骄谄,意志自由,而无所谓徼幸,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等“共和思想之要素”,清除“数千年君权之影响”,改变国人“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的状况。[《社会改良会宣言》,《宋教仁集》(二),第449—450页。]在所定《社会改良会章程》中,本着“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的宗旨,共列举社会改良的具体内容达36项之多,涉及面非常广泛。[《社会改良会章程》,《宋教仁集》(二),第450—451页。从不狎妓、不置婢妾到个人自立、男女平等,从废止早婚、提倡自主结婚到承认离婚再嫁之自由、不得歧视私生子,从禁止对儿童体罚到对一切佣工不得苛待,从废跪拜之礼、大人老爷之称、缠足穿耳敷脂粉之习到不赌博、当官不受馈赠、婚丧祭等事不作奢华迷信举动,从废除居丧守制之形式、戒除迷信鬼神之习、戒除供奉偶像牌位到不得随处吐痰抛掷污秽、不可有辱骂喧闹粗暴之行为、戒除有碍风化之广告及各种印刷品等等(参见同书第451页),可谓应有尽有。]这些改良以人道主义和科学为纲领,超前锐进,非常明显地开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先河。

随后,他为《民国报》撰写“出版公启”,超越社会改良的范畴,对民国总体建设的取向和方略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课题:“赫瞻民国,取适于法制欤?倚重于美制欤?参酌法、美,自焕一新制欤?全离彼先进国,独探上理欤?凡斯之要,可以片言决乎?易言之,而不虞弊烈乎?群言撷精要为用,而民情允协乎?治法治人不有标的监理,获相剂乎?政党歧立,征此鹄可尽遗他鹄乎?论讯而文,策疏而似,制设而冗,机纵而失,扼未然俅已然,何道何术,何着何功?……欲竭忱悃,为国民先,俾吾泱泱民国,实符于新者、兴者、恒者、宁者、成者……”[《<民国报>出版公启》,《宋教仁集》(二),第457页。引者对引文标点有改动。]民国体制是单学法国,学美国,还是结合两者而创新,抑或不顾两者而独行;各种主张如何做到既无弊害,又合民情,既明示治理导向,又化解政党分歧;采用何种办法解决现存缺失,使民国真正臻于尽善尽美的境地,——这都说明,思考者对共和建设之路的探索,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度和广度。

在当时动荡不定的时势下,宋教仁当然还不可能埋头撰着,从容回答自己所预设的各项重大课题。作为同盟会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更多的精力,是用于参政和组党的实践活动。在这些活动的推动下,其共和建设目标逐渐聚焦于政治领域,并以政见的形式表现出来。

还在担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时,宋教仁就全面考虑民国诸多大政方针问题,对记者发表谈话说:“现在问题,以军队、财政为最急。整顿军队必先整理财政,而整理财政必先谋各省行政之统一,使各地方长官划清权限,然后制定宪法,回复各省应解之款,军队取逐渐裁汰主义……至借款问题……此事并无损国家主权……亦不难利用外债以强国。”[《在津对某报记者之谈话》,《宋教仁集》(二),第462页。该谈话还有一个更详细的报道,见《与<亚细亚日报>记者之谈话》,《宋教仁集》(二),第462—464页。]在不久后举行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他将自己的政见整合细化,归之为方针一条即“实行军民分治,集中军政、财政于中央政府”,计划12条。[ 见《关于官制行政裁兵理财之办法》,《宋教仁集》(二),第474—475页。]这些想法很有见地,但还较为零散,其立足点限于政府行政层面。

辞去农林总长一职后,宋教仁全力从事于国民党的组建,以期赢得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在此过程中,其原有政见有了很大的发展,最后形成了两份代表性的文献。一份是由其亲笔草拟的演说大纲,发表时题为《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专论中央与地方行政分划,顺带也提及了其他重大政见,但尚未逐一展开。[ 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宋教仁集》(二),第559—562页。]另一份是由宋教仁口述、他人笔录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既包含了上份大纲的内容,又远超专论范围,形成了一个系统全面的政纲。其框架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对政体之主张”,下列五大要点;二是“对于政策之主张”,下列十大要点。[ 见《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宋教仁集》(二),第580—588页。]每大点之下,皆有简要论说或具体举措,理据清晰,纲目分明,内涵极为丰富,显属精心之作。

这两份定型成熟的政见大纲,是宋教仁满怀雄心壮志所勾勒的“建设良政治”的宏伟蓝图,其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指向极为鲜明,对改变中国政治不良和贫弱落后的面貌,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大国强国,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预见性。以必不可少的革命“破坏”为起点,而以蔚为壮观的共和建设前景为终点,宋教仁就率先完成了一个富有远见且堪为标尺的民主革命思想的转变。

二、时局与责任

宋教仁之所以紧接革命之后,非常明确地提出共和建设的任务,从思想上说源于他对革命和共和应有之义的深入理解,从现实上说,则源于时局对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当时刚建立的民国,正处于政权由革命派之手转入北洋军阀之手,各种政治势力重新分合的过渡阶段。政党林立,政争激烈,政府要员更迭频繁,成为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国家大政方针没有明确的方向,政治权力不能高度集中统一,中央政府极为涣散无力,各项内政外交问题难以解决,新的建树发展更无从谈起。这与宋教仁所怀抱的共和建设理想,正好截然相反,因而引起他愈来愈大的不满。

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宋教仁曾受命担任北京政府的农林总长,仅干了两个多月,就深感以现政府的人心各异、无所作为,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政见,于是决然辞职。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详细披露了何以失望至此的心路历程,[ 见《复孙武书》,《宋教仁集》(二),第481—482页。]从诸多难得知晓的内幕细节中,可清楚看出政府混乱无能的严重程度和宋教仁有志难酬的万般无奈。

虽然辞职,宋教仁仍密切关注时局,对民国现状始终着保持清醒的认识。他对政局乱象所作的总体判断是:“……目下总无善法可以翻身,正如中风之病人,不愈亦不即死,如是而已”,[《与刘羹臣书》,《宋教仁集》(二),第515页。]“今民国虽成立,然破坏未极,人心上之旧习未能乘势革除,譬犹疮毒尚存,遽投以生肌之药,必不能痊愈也”。[《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二),第530页。]最大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内政“最重要者莫如财政,中国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将来危险之所及,诚不知伊于胡底”,外交则“不堪问矣。自库俄事件发生以来……曾屡次警告袁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无如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至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藏警又告……而中国危矣”。[《国民党鄂省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二),第545—546页。]用“中风”来形容民国的重病,对前途之危再三预警,表明他对现政权已完全失去信心。

然而,宋教仁并不是消极无为的抱怨者和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他在将民国如此糟糕的现实归罪于“恶政府”[《国民党宁支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二,第554页。]的同时,更重视将改变这一现状作为革命政党以及国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对此,他从不同角度作过多种论析,如说“中华民国成立虽届二年,而一切政务,多使国民抱种种之失望……吾国民党要不能不负其责”,[《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二),第547页]“民国虽已底定,然百事不能满意,缘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今中华民国政策,无非除旧更新,前年革命起义,仿佛推倒一间腐败房屋,此后之事岂不更难?然房屋拆而重修,责在工人,而政治改革,则责在国民也”,[《国民党浙支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二),第551页。]“当革命之时,我同盟会诸同志所竭尽心力,为国家破坏者,希望建设之改良也。今建设如是,其责不在政府而在国民,我同盟会所改组之国民党,尤为抱极重要之责任,盖断无破坏之后即放任而不过问之理”,[《国民党宁支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二),第554页。]等等。其中既有对历史缺失的深切反省,又有对革命任务的客观分析,更有决意改变现状、自觉担当共和建设重任的奋勇精神。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宋教仁不仅以革命政党和国民的名义勇担共和建设之责,而且毫不含糊地将此责与自己的政治使命连结在一起。

还在辞退农林总长一职,回复友人信中“不宜遽萌退志,并……不可负气灰心”的劝勉时,他就坚定地表示“政治家之生活,以政见为要素者也。既有一政见,以为非此不足以达国利民福之所祈向,则未有不希望其政见之实行者”,“……辞职之后,拟……尽力党务,苦战奋斗,伸张所信之政见,以求间接收效异日。天假之缘,或有实行之一日……大隈重信(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家,曾两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引者注)云:‘政治为吾人之生命,吾人一日未死,一日不忘政治。’弟昔颇私淑其说,负气灰心之事,固断断乎无有也”,[《复孙武书》,《宋教仁集》(二),第480、481、482页。]以政见为安身立命之本,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政治家尽忠信仰、矢志不渝的心态,跃然纸上。

后来,他多次驳斥报上所散布的“自运动为总理”的流言,一方面澄清事实,一方面着重辨明个人选择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表达了这样三层意思:一是本人因资望和能力不够,并未争当总理,但有志将来能担此责任;二是不能说凡想当总统、总理或国务员者就是有野心、争权利,为国服务是一种大责任,不应论其想不想,只应论其能否当上和当好,这种态度才有别于君国而合乎民国“常轨”;三是愿人人都有当总理的希望,只是不能以“枉道”即不正当手段得之。[ 见《致北京各报书》,《宋教仁集》(二),第485页;《驳某当局者》,《宋教仁集》(二),第558页;《答匿名氏驳词》,《宋教仁集》(二),第576页。]心胸之坦荡,立论之中肯,识见之独到,皆显现得相当清楚。

出于此种强烈的责任心,宋教仁就不甘于维持现状,无所作为。他尖锐地批评道:“现在国家全体及国民自身,皆有一牢不可破之政见,曰‘维持现状’。此语可谓糊涂不通已极。譬如一病人,已将危急,医者不进以疗病药,而仅以停留现在病状之药,可谓医生之责任已尽乎?且维持现状说兴,而前清之腐败官制,荒谬人物,皆一一出现,故维持现状不啻停止血脉之谓。吾人宜力促政府改良进步,方为正当之政见也。”[《国民党宁支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二),第556页。]维持现状,势必使民国病入膏肓,而尽责疗病,才是救危应急的正途。这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促使宋教仁义无反顾地走到了领头担当共和建设重任的前台。

三、主体与政体

进行共和建设,千头万绪,何者为下手之方,是宋教仁思考最多的问题。在此方面,学界关注较多的是他所提出的组建政党和成立责任政府两大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政党和内阁,宋教仁并非只作孤立的论说,而是形成了以国家政治主体和共和政体为中心的系统见解。在此系统中,不仅党政关系紧密,而且党政与国民、国会、宪法等相互内在交织,难以截然分割,其各自定位及由此承载的内涵,需要仔细梳理。

首先,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

他明确立论说:“夫国家有政治之主体,有政治之作用,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运用政治之作用,此共和之真谛也。故国民既为国家之主体,则即宜整理政治上之作用,天赋人权,无可避也”,[《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二),第547页。]“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颜其名曰‘国民党’。党有宗旨,所以定众志。吾党以求完全共和立宪政治为志者也,故标其义曰: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国民党宣言》,《宋教仁集》(二),第498页。]将国民主体称之为共和真谛、天赋人权、“吾党”党义和宗旨,分量之重,非同一般。

对于国民如何体现主体作用,他以“心力”为立足点作了这样的解读:“今夫国家之所以成立,盖不外乎国民之合成心力;其统治国家之权力,与夫左右此统治权力之人,亦恒存乎国民合成心力之主宰而纲维之。其在君主专制国,国民合成心力趋重于一阶级,一部分,故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阀族,为官僚;其在共和立宪国,国民合成心力普遍于全部,故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多数之国民,诚以共和立宪国者,法律上国家之主权,在国民全体,事实上统治国家之机关,均由国民之意思构成之。国民为国家之主人翁,故不得不起而负此维持国家之责,间接以维持国民自身之安宁幸福也。”[《国民党宣言》,《宋教仁集》(二),第496页。]这段话多少有点绕口,但意思还是明白无误。所谓心力,是当时一个流行的术语,意为心志之力。宋教仁这里言心力,其实就相当于言民意。在他看来,国家因民意而成,国权亦由民意而定;君主专制国,民意看重少数特权者,共和立宪国,民意则看重全体国民,民意变,国权亦变;国民既为主人翁,当然应负维持国家之责。将国民主体作用归结为民意(心力)的作用,显然并非严谨之论,但就其充分肯定国民重要性而言,仍不失为一种别有见地的解说。

其次,政党为国家政治之中心势力。

所谓政治之中心势力,就是居于领导地位、对政治起决定作用的势力。宋教仁撰写的《国民党宣言》开宗明义,就这样写道:“一国之政治,恒视其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以为推移。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之政治必灿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薄而恶劣,其国之政治必暗然无色。此消长倚伏之数,固不必论其国体之为君主共和,政体之为专制立宪,而无往不如是也”,而对于共和立宪之国来说,“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之于政党”。[《国民党宣言》,《宋教仁集》(二),第496页。]换言之,国运盛衰,并不决定于采用何种国体政体,而是决定于其政治中心势力的优劣;当帝制改为共和立宪之后,政党就是这一中心势力的代表。

国民作为国家政治的主体,何以不能同时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势力?宋教仁的解释是因为国民“思想知识能力不能一一相等”,既有“优秀特出者”,又有“寻常一般者”,而前者总是少数。虽在共和立宪国,能直接发挥其心力作用而实际左右统治权力者,“亦恒在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此少数人在法律上组织为议会与政府,在事实上集合为政党,“以领导全部之国民”,而议会与政府不过借法律为“正式有效之器械”,政党才“真能发纵指示,为代议机关或政府之脑海者”。因此,政党“在共和立宪国实可谓为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作用之主体,亦可谓为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之机关”。[《国民党宣言》,《宋教仁集》(二),第496—497页。]这就是说,国民虽为主体,但只有少数优秀特出的国民才能直接发挥这一主体作用,并实际上左右国家统治权力。在共和立宪制度下,他们组成议会、政府和政党,领导全体国民,其中作为领导核心者实为政党,政党是主体(国民)之主体,真正握有国家统治之权。政党既出自国民,而又代表和领导国民,指挥议会和政府,这是宋教仁对政党性质最重要的界定。

政党欲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不可不具必备的条件。这一条件,按宋教仁的论说,就是对各类政治中心势力皆适用的“强健而良善”,而对于政党,则具体表现为“巩固庞大之结合力”和“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国民党宣言》,《宋教仁集》(二),第497页。]两项条件,前一项是指政党规模要大、凝聚力要强,后一项是指政党要有完备而正确的政见。合此条件,政党无论在朝在野,都能引导政治日渐向上,使政党政治成为国民主权赖以实现的唯一“常规”。[ 这里还提到了政党政治并非“政治之极则”,但未加解说。这一“极则”为何,与孙中山革命程序论中超越政党“训政”的宪政之治,或欧美流行的“直接民权”说是否有关,尚待考证。]对照这些条件,考察民国政党现状,宋教仁深感差距甚大。他分析说,民国成立以来,号称政党者虽多,却没有哪个符合“强健而良善”的标准,能担当政治中心势力之责而“胜任愉快”。由此,就引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共和立宪国之政治,在理未有不以政党为中心势力,而其共和立宪犹可信者。而今乃不然,则中国虽谓为无共和立宪国之实质焉可也”。[《国民党宣言》,《宋教仁集》(二),第497—498页。]由于没有合格的政党成为政治中心势力,共和立宪就不可信,也可说实质上就还不是共和立宪国家,这是分量很重的反省。正因有感如此,他对同盟会等五党联合而成的国民党,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但愿能实实在在把党建设好,使其“强健而良善”,从而使政治中心势力真正归于政党,使共和立宪不仅有其名,而且副其实。[ 见《国民党宣言》,《宋教仁集》(二),第499页。]

再次,国会和宪法为共和政体之保障。

国会即议会(中央议会可称国会)。宋教仁有时将“议会”与“政府”并列,有时将“政府”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立法则为国会”,国会又包含在“政府”之内。[《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二),第547页。]这是政府概念广狭的问题,并不改变国会本身的含义。狭义的政府单指行政机构,广义的政府则指整个政权,国会在其中掌握立法权。

国会与政府虽同为政权组成部分,言其地位和作用,宋教仁显然更重国会。当时,正处于民国临时参议院向正式国会的过渡期,他对国会的召开,充满了期待,表示要改变目前“拖延敷衍”的政局,“仍不外乎改组一负责任之政府,而目下既不能办到,则惟有俟诸开国会后而已”。[《与刘羹臣书》,《宋教仁集》(二),第515—516页。]存此厚望,他对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好成绩,便显得异常兴奋:“今也,正式国会行将成立,据各方面报告,此次国民党大占优胜,此为最可喜之现象,将来国会成立,国民党员必能占大多数无疑,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国民党鄂省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二),第546页。]鼓动国民党员做好参政准备,在国会中施展抱负,大显身手。

宋教仁如此看重国会,与国会为宪法制定者,而宪法对共和政体至关重要密切相关。他专门论述道:“……立法则为国会,而国会初开第一件事,则为宪法。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政体与否,当视诸将来之宪法而定,使制定宪法时为外力所干涉,或为居心叵测者将他说变更共和精义,以造成不良宪法,则共和政体不能成立。使得良宪法矣,然其初亦不过一纸条文,而要在施行之效力,使亦受外力牵制,于宪法施行上生种种障碍,则共和政体亦不能成立”,因此,宪法良否和能施行否,“此吾党所最宜注意,而不能放弃其责任者也”。[《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二),第547页。]将宪法视为“共和政体之保障”,等于将国会亦置于共和政体保障者的地位,因为宪法就出自国会,间接也等于将此保障作用放在了政党肩上,因为国会就由政党成员所构成。反过来说,政党和国会要尽其守护共和政体的责任,都不能不格外注重良宪法的制定和实行。

最后,责任内阁为共和政体之体现。

在中央政府行政机构组成方式上,宋教仁一以贯之地主张责任内阁制,而反对总统制。他解释作此抉择的缘由是:“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二),第548页。]这一解释常为论者所引,但多未深究。因内阁好换而总统不好换,换内阁影响小而换总统影响大,就决定选内阁制而不选总统制,这固然是个原因,却还只是表面的原因。

宋教仁选择责任内阁制,从根本上说,是出于他对共和制民主的理解和追求,这就是政府行政权的行使,必须置于政党和议会的决策或监督之下。对此,他先后作过这样的论述:“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此次选举,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画皆可施行”,[《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二),第530—531页。]“若关于总统及国务院制度,……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故吾人第一主张,即在内阁制也”,[《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二),第548页。]“现正式国会将成立,所纷争之最要点为总统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既已发露,毋庸赘述”。[《国民党宁支部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二),第555页。]他将责任内阁定性为“政党内阁”和“议院政治”,其目的就是要以政党和议院来领导或制约政府,避免政府的涣散或专权,以保证共和政府的民主性;所谓“由国务院负责”,更深的含义上是政府要由或要对政党和议院负责。如果采用总统制,显然就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总统的权力太大,并不直接对政党和议院负责;不仅不易更换,更大的弊端还在于个人之权容易高踞于政党和议院之上。

以上四个方面合而论之,国民作为国家政治主体,是政党和政府得以运作的根基和前提,决定了共和政治的民主本质;政党作为国家政治中心势力,是所有政治运作最重要的谋划者和推动力,构成了共和政治的核心枢纽;国会和宪法作为共和政体的保障,是民主制度性、法律化的集中体现,规定了共和政治的基本原则和模式;责任内阁作为共和政体的体现,是国家建设最合理最完善的组织者和施行者,强化了集体民主对个人专权的制约。由于这些相互联系及其所具有的意义,宋教仁谈论最多的“政党内阁”就与民主共和的其他要件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被赋予了更为全面而深刻的思想内容。